「我檢視和家人的互動紀錄，通訊中浮現的情感細碎混雜，那個親情的牽絆是真實的，但那個高壓的窒息感也是無比真實。家庭這隻巨獸，對居於裡面的成員，往往同時滋養又同時傷害」
《家鎖》的作者是香港資深記者 譚蕙芸，長年關注弱勢屢獲獎項肯定，卻囿於原生家庭：哥哥有情緒病，父母皆高齡也生病，爸爸長年否認一切，媽媽跟著配合，也要求小女兒封口。無奈高齡父母再也無法照顧自己和生病的中年兒子，她「一打三」，費盡洪荒之力把家人從加拿大帶回香港照顧。
期間還得面對險惡的疫情、家人的不諒解、親戚的質疑、自己身體也出現狀況。厚厚的一本書，讀來步步驚心，擔心作者在哪裡就撐不住。幸好有許多朋友支持、長年累積的社會資本，作者也勇於向外求助，有意識地點點滴滴為這個返港家庭織就一張安全網。
「我們的家庭氣氛，從來不鼓勵坦誠溝通。整個家庭，對自身所處現狀，常處於逃避和否認狀態，未能有自我反省帶來的澄明時刻」
「家裡的氣氛就是偽裝、壓抑、窒息」
「這輛車子，就是我們家的隱喻。家裡只有一個人掌握大權，其餘的人要不主動就是被動配合，即使父親決定有什麼偏差，也沒有人有異議，車子就這樣向危險的路線直駛下去」
「在我父的世界裡，他不可以向別人承認自己犯錯，犯錯的當然是其他人，例如是可以犧牲的小女兒」
讀這本書，彷彿看見自己和許多朋友描敘過，原生家庭的狀況。華人家庭不鼓勵坦誠溝通，父母和子女未必能以真心相待，而是以在家中的角色去看待：身為兒子就是要光宗耀祖、身為小女兒就是沒什麼說話的權利。
幸好相較於哥哥，作者從小就懂得反抗，求學和工作經歷，更為她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門，不再困於原生家庭。當她回頭去追尋，哥哥當年到底怎麼了？有一個段落很打動我，她訪問到一位曾教過哥哥的老師：
「三十年後，這位曾經於中學時代叫過我哥生物兩年的老師，以和藹憐惜的語氣，解構我哥在中學時的歲月，教育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，大人們可以做多一點點什麼。我內心充滿感激。他是唯一一個成年人，承認做得不夠的，這對我來說，已經足夠。」
希望我也能成為，那個勇於承認自己做得不足的老師。
「我開始明白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父親的朋友和他價值觀相似，愛用金錢和物質衡量事物，他們均認為，前輩教訓後輩是理所當然，後輩要虛心接受……當我向父親轉述叔叔的話，我父不但沒有替我說話，反勸說我要忍氣吞聲。我漸漸明白，原來當我遇到不公平待遇，父親不一定替我出頭。我還同時學習到一個道理，將來照顧路上，我要找更多志同道合、擁有跟我類似價值觀的人來幫忙。」
作者和家人多次「交手」，漸漸明白：得要尋求外援，家人不一定會挺你。放下期待後，才能務實地處理事情。這點令人敬佩，多少人直到年長，都還放不下對父母的期待？
佛洛姆在《聆聽的藝術》中這麼寫：「一個人的成長以變得自由為開端。自由的過程由一個人和父母的關係肇始。如果一個人不能從父母手中解放自己，如果他沒有越來越感覺自己有權為自己做決定，如果他不覺得自己對父母的願望既沒有害怕也沒有特別藐視，那麼通往獨立之路的門就總會是關的。我會說一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問自己：從我對待父母的態度來判斷，我在通往獨立的道路上走到哪裡了？」
漸漸長出力氣的作者，開始學會和父母打交道：
「妳母親不喜歡請外傭，我們不需要外傭」事實是，他自己不喜歡，但習慣說成妻子的意願。
我回他一句：「不聘請外傭，我這個女兒也沒法照顧你了」
而在向外連結照護資源的過程中，作者也發現：
「原來讓我多講一次，並不是經歷多一次創傷，而是經驗多一次療癒。不同的專業人士，如同多面鏡子，回饋了不同觀點給我。我的視覺愈來愈開闊。我漸漸覺得，自己不只是處理小家庭的問題，我像抽離了一些，可以用他者的角度回看自身。」
這本書讓我想起好多可以點滴串起的書：同為盡責的女兒，要面對家庭議題的《長女病》；同為女性，必須長照「一打四」的《錢先花光還是命先沒了》；討論對人生影響深遠的手足關係的《兄弟姊妹心理學》；為求保命，和原生家庭保持距離的《拋棄母親》…….
韓國小說《女大當家》帶有作者李瑟娥的自傳色彩：和本書女主角同名同姓的作家李瑟娥，1992年出生於首爾。2013年出道成為寫連載文章的勞工，某天決定開始寫無人委託的連載文章，大受歡迎，藉此償還了2500萬韓元的學貸。《女大當家》是她的第十一本作品。
書中女主角瑟娥，出生在商人之家，深得白手起家的爺爺疼愛，決定自己長大後也要：當老闆。長大後的瑟娥，在自己買的房子開了一人出版社，雇用母父，一起打造幸福人生。
希望有一天，身為女性、身為女兒不必再總是被預期為長照預備軍，「最好的長照保險」，而是能理直氣壯，成為掌握人生自主權的女家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