閱讀是子彈,書籍是武器:讀《書本也參戰》

2025年是「樹梅獨書獎」的第2屆,這個獎表彰台灣各地獨立書店在閱讀推廣與文化實踐的努力。其中被譽為「濁水溪以南最活躍社運書店」的嘉義市洪雅書房,因長年辦講座、推動公共議題交流,奪得第二名「獨書獎」。負責人余國信表示:「議題要做得長久,要靠閱讀。書是子彈,閱讀有力量,社會運動才有發展性。」

這樣的說法,和大眾印象中色調柔和的書店、安靜閱讀的讀者大相逕庭,但「書籍本身就是最佳的武器和盔甲」,早在一場場戰爭中屢次被驗證。

「凡是燒書的地方,很快就會燒起人來」

書籍也參戰》爬梳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,如何以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因應德國沙場/文化的雙重攻勢,甚至引發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的精彩過往。

書籍第一次出現在前線的美國戰役,是發生在1861-1865的南北戰爭。當時有人自願性募集一些舊書,以及宗教團體自己印書。雖然分配毫無計畫,書籍種類也受限,但在內戰結束五十年後,南北戰爭的老兵荷馬史普拉格堅稱「戰場上的士兵很渴望讀些東西」。

到第一次世界大戰,許多民間團體協助募集數百萬冊的書籍,成效備受讚譽。思波爾丁少校表示:「書本的出現似乎驗證了我軍的成員依然是人類」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,政府決定讓書籍成為訓練營的必備品,1921成立軍隊圖書館服務部門。

從1933年在德國倍倍爾廣場,由國家主導的焚書運動開始(「為了確保德國文學的純正」),後來遍及歐洲每個被希特勒征服的國家,圖書館首當其衝,「非德文」的閱讀素材遭到肅清。

焚書、特定書目被禁止出版、影評被禁止、用空中廣播做宣傳戰、《我的奮鬥》(希特勒自傳)成為德國國中小的指定教科書…….有些人以「發生在沙場和圖書館的雙前線戰役」來定義這場戰爭。

十九世紀作家海涅曾說:「凡是燒書的地方,很快就會燒起人來」。

「焚書」有其長遠的歷史:西元前411年,雅典人燒毀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著作;西元前213年,秦國焚書(書同文政策);加里古拉皇帝(西元37-41年在位)焚毀所有荷馬作品的抄本;迪奧克里先皇帝在西元303年下令,燒燬所有基督教書籍;西元1500年西,班牙宗教裁判所焚燬數千本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書籍……

面對這樣鋪天蓋地的雙重攻勢,美國如何因應?

1940年末到1941年初,圖書館業者都在爭論該如何保護美國人心,以對抗德國一波波的無形思想攻擊,發生在歐洲的「燒書浩劫」已造成圖書極大的傷害。美國圖書館業者總結說道,書籍本身就是最佳的武器和盔甲。

1941年,美國圖書館協會聘請有「女性圖書館員第一把交椅」之稱的艾希雅瓦倫來負責全國性募書計畫,成效斐然。1942羅斯福發表文告:「書是這次戰爭的利器」

美國一百五十年的出版歷史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年

為了在戰場上便於攜帶,也意外促成平裝書的風潮。時代雜誌宣稱,平裝書商業的萌生和銷售量的突破,讓1943年成為「美國一百五十年的出版歷史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年」(平裝書在1939年賣不到20萬冊,1943年賣了超過四千萬冊)

身為閱推老師,平時工作之一就是為圖書館採購適合國中生的新書,居然在書中讀到兩項相似的措施。

第一、近年來教育部有推行新生一人一本新書的活動,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也有這麼做。(士兵一人一書)

第二、台灣文化部有推出「中小學生讀物選介」;二次大戰時,美國成立「戰爭書籍遴選小組」,負責提出一些能讓美國人明白他們參戰的原因、什麼價值受到威脅、以及什麼是結束戰爭條件的書籍名單。選中的書會在封面上印一個「I」(imperative)(至關重要的)。第一本在1942.11被選出的書,是《他們是可以被犧牲的》。

這些送上戰場的平裝書,在戰後也有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:

在戰爭後,加州大學的平民學生稱呼退伍軍人學生是「達爾斯(DARs):可惡的提高平均分數者」、「開口閉口都是書、書、書」。

某位教授表示:「(退伍軍人)有一種無價的特質,而這種特質回應了每位老師的心願:他們願意學習」。(讀到這段真是忍不住大笑)

書籍是武器、盔甲、自由

身為閱推老師,深感書籍對學生的影響,但沒從書籍是「最佳的武器和盔甲」這個角度思考過。荒漠人世中跌跌撞撞,有書引路,彷彿黑暗中的一盞明燈。

詹宏志先生曾說:「任何我不懂的東西,這世上一定有人懂,而且把它寫下來了,所以我只要找到書,就能學會他。讀一本書,可以偷竊別人的人生,不是很划算的事嗎?」

書籍不只是武器、盔甲和明燈,奇幻小說大師娥蘇拉‧勒瑰恩(Ursula K. Le Guin)曾說:「知識解放我們,藝術解放我們,而一間好的圖書館,它本身就是自由!」

閱讀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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