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部今年7月修訂「校園霸凌防治準則」，將校園霸凌從「生對生」改為「校長、教職員工生對生」的霸凌。此法明定中等學校和國小五、六年級，每年辦理兩次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，並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。

全教總表示，根據此一規定，教育部擬定學生問卷，問題的內容是屬於界線比較模糊的概念，容易造成教師的管教變成學生口中的霸凌。教育部回應，這項草案還在預告階段，之後也將徵詢各方對「校園生活問卷」的意見；有家長表示，贊成這項修法，孩子在中學階段被老師霸凌過，痛苦至今歷歷在目。

筆者身為國中教師，對此事有兩點看法：

第一、根據教育部的定義，持續性以言語、文字等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人故意貶抑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行為，使他人處於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而產生精神上或生理上、財產上損害者，都屬「霸凌」。

何謂有敵意和不友善？這會不會有主觀認定的落差？精神上的損害，需要有精神科醫生的證明嗎？在《反脆弱》一書中，作者塔雷伯把兒童歸為「反脆弱」的一種：如果風險和壓力本就是生命的一部份，家長和老師該做的就是幫助孩子發展成長能力，教他們從這些經驗中學習，而非過度保護。

筆者絕非忽視霸凌，或否認霸凌法案的正當性，而是想試問：身為大人的我們，可有仔細想過，教育和過度保護的界線在哪？

第二、修法應周延思考，與時俱進。除了學生，老師亦有可能被霸凌。前陣子桃園發生特殊生頻頻攻擊老師和學生，造成數位老師不堪壓力，紛紛請假，家長混進校園攻擊該生。事發後，桃園教育局除了指責家長不該暴力相向，要求學校必須提升校園安全，可有其他更進一步具體保護學生和老師的作為？

第三、與其每年兩次辦普測，不如善用更有時效性的市民熱線。不必等到普測，若師或生覺得環境中的敵意讓自己難以承受，生活中也求助無門，可直接使用市民熱線，獲得需要的資源，讓悲劇不再發生。

筆者身為教育工作者，欣見下一代的權利受到重視，也企盼修法能更貼合社會需求，與時俱進。